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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能源,煤炭仍然扛大旗!

时间:2019/6/16 10:09:52

   编者按
  “能源革命”推行六年来,政府、行业、企业多方合力,共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目前,我国能源转型已取得一定成绩,并在全球推进能源清洁化进程中遥遥领先。
   作为煤炭大省,经历长期高强度煤炭开采,山西资源型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为实现从“煤老大”到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的历史性跨越,山西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积极构建转型发展新面貌。山西在进行能源革命过程中有哪些优势?面临哪些挑战?应从哪些方面着力突破?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山西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谢克昌。
  
   利用优势,做好煤炭文章
   中国能源报:作为能源大省,山西在转型过程中有哪些优势?
   谢克昌:山西在煤炭、煤层气的清洁高效可持续开发利用上,有独特优势。因此,一定要有能源大省的战略自信和定力,因地制宜,突出区域可持续发展特点,算好投入产出的效益账、效果账后做规划和决策,把山西建成“清洁煤炭基地”和“煤炭利用创新基地”。同时,处理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碳减排的关系,以应对保障能源需求与气候变化的双重挑战,保证可持续发展权,发挥排头兵作用。
   中国能源报:围绕煤炭优势,山西应如何布局?
   谢克昌:一方面要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集约化产业链利用,提高煤炭利用的集中度和利用效率,实现主体能源产业创新。另一方面要通过技术创新和系统创新,布署和推动与此相关的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如煤化工、煤电、矿山、环保等大型装备制造业。
   中国能源报:在推进煤炭清洁转化过程中,有哪些机遇和挑战?
   谢克昌:山西发展煤炭清洁转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机遇是为山西高硫煤的开采和利用提供了政策保障,挑战是利用高硫煤和其他劣质煤进行现代煤化工升级示范中,关键和共性技术的突破以及对山西现代煤化工全面发展的阻抑。
   中国能源报:山西应如何发展煤化工?
   谢克昌:发展煤化工是推动山西能源革命的重要力量,山西应走出一条有竞争力、有优势、有特色的煤化工发展之路。应在助力“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构建中发展煤化工,在发展“你无我有、你有我强、你强我特”,低耗低排,高效高值的产品上下功夫。
除按国家部署优先规模化发展煤制烯烃外,还应尽快建成投产正在建设的百万吨级煤制油、20万吨级煤制乙二醇等项目。利用过剩炼焦产能,突破低质低阶煤生产气化焦与其气化技术,生产合成气、甲醇,形成甲醇燃料和甲醇化工产业链的同时,发展粗苯、煤焦油、煤沥青等精细化加工技术,形成高附加值的化工产品产业链,培育实体经济新的增长点。
   低碳发展,用好大数据平台
   中国能源报:发展煤炭清洁利用和实现低碳化是否矛盾?
   谢克昌:煤炭是碳含量最高的化石燃料,煤炭大省要完成高碳能源的低碳化利用,看似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根据2010年BP世界能源统计报告,2010年至2030年,通过节能可减少碳排放56.9%,远高于通过可再生能源(22.9%)、CCS(10.18%)和核能(9.97%)的减排占比,可见仅从技术节能的角度就可以显著实现低碳化。另外,国内有关科技研发机构的数据表明,中国煤产业链效率提高5%对CO2减排贡献可达40.3%,说明对煤炭产业链系统的整体优化对能效提升也非常有效。这需要大量数据支撑,因此,建立区块能源大数据平台,可帮助实现能源大系统的优化和协同。
    同时,实现低碳发展不宜“投鼠忌器”,必须立足国情坚持正当合理发展权。应充分利用现代煤化工过程中产生的CO2,积极探索开发CCUS技术;强化现代煤化工与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互补融合,建设低碳煤基综合能源产业基地等。
   中国能源报:大数据平台在能源革命中扮演什么角色?
   谢克昌:能源对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甚至安全有重要影响,准确发现并把握能源与各方面的联系,是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钥匙。但这种联系隐藏在浩瀚的数据与信息中,传统方法与手段已无能为力。利用互联网技术,联通以能源为中心、广泛关联各方面大数据,开展大数据挖掘,可望为政府决策及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目前,通过深度学习发展人工智能正成为发达国家低碳发展方向。
   中国能源报:我国能源大数据平台建设情况如何?  
   谢克昌:中国工程院能源多维度全生命周期大数据平台经过4年建设,正在能源优化方面发挥作用,目前正在与四川、陕西省政府有关部门讨论建立当地的区块能源大数据,实现能源优化、驱动产业升级转型,带动能源革命。
   多方合力,加速成果转化
   中国能源报:为当好排头兵,山西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需做哪些工作? 
   谢克昌:山西已启动了晋商晋才回乡创业创新工程,对政府而言,晋才双创的关键是给他们建立若干年关键技术和产业跨学科合作的协同创新平台,应加大扶持以实体产业为主、结合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研发及服务平台的建设力度。
   中国能源报:很多科技成果止步于实验室,科技成果转化面临什么难题? 
   谢克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本身具有复杂性、系统性的特点,且需统筹各相关专业联合攻关。特别是实验室研究成果要走向产业化,必需经过中试阶段,投入远远大于科研阶段,但该阶段政府投入资金渠道少,企业投入动力不足。
   以太原理工大学煤基多联产中试基地为例,“973计划”项目成果,具有原创性的双气头制取合成气的核心技术,虽已完成72小时考核验证,但要完全满足工业化要求,仍需长周期考察验证或改进后再验证,考核1000小时约需120万元,这样的验证过程至少需3~5次,真是“建得起的装置,烧不起的钱”。
   中国能源报: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山西应怎样努力?
   谢克昌:山西需结合省情和企业发展需求,遴选出一批即将具备产业化条件的科技成果,由政府主导,连接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投融资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等,集聚成果、资金、人才、服务、政策等各类创新要素,推动产业链、创新链和资金链无缝对接,形成科技与经济高度融合的新格局。政府应保持政策延续性,提供资金、政策支持,引导企业有计划、持续地增加研发投入,多方合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改变“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窘境,提升本土技术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省内开花、省内结果的良性循环。
   近年来,受能源转型及环保压力等诸多因素影响,“减煤”已成潮流,多地甚至出现了“一刀切”的“去煤运动”。
   煤炭产业是否真的已完成使命成为“夕阳产业”?清洁高效用煤能否真正实现?用好煤炭对我国能源革命意味着什么?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倪维斗,他从能源战略角度对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地位及利用方式进行解读。

   当前发展离不开煤炭
   中国能源报: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处于何种地位?
   倪维斗:从资源禀赋来看,我国“富煤贫油少气”,以煤为主。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GDP位列世界第二。经济发展的背后,能源消费总量也持续攀升,2016年达到了43.6亿吨标准煤,总量十分巨大。
   在这一过程中,煤炭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可以说,没有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支持,我国的经济发展就没有如此大的动力。煤炭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功臣。现在,因为一些本可以解决的问题而将煤炭“妖魔化”,如“过街老鼠”般“人人喊打”,是很不公平的。
   中国能源报:其它能源能否替代煤炭?
   倪维斗:其它能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未来的大趋势,但是现阶段看来,它们尚不具备成为我国主体能源的实力。
   以天然气为例,国产天然气加国外进口天然气,总量折合仅约7亿吨标准煤。而且,目前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已经很高,超过30%,关系我国能源安全。核能方面,首先是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尤其是内陆地区的扩张很不现实。同时核原料本身也需要进口,且当前进口依存度已达90%以上。核能折合为约1亿吨标准煤。此外,水电约相当于3亿吨标准煤。
   而风电因其对生态如植被、动物生存环境、气流循环的影响尚未有深入研究,盲目无节制的发展是有问题的。风电和光伏发电无疑是要继续发展,但要坚持科学发展。目前,新能源发电的价格较高,国家补贴负担沉重。这几种新能源发电量只有几亿吨标准煤的体量。
   可以看出,上述几种能源折算共计10几亿吨标准煤。这与煤炭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相比,并不具备优势。经济发展已经需要超过40亿吨标准煤的能耗,如果仅靠天然气及新能源等,而不用好煤炭,显然是不现实的。
   中国能源报:您如何看待大规模“煤改气”工作?
   倪维斗:近期比较流行“以气代煤”,部分地区甚至提出“气化”的雄心,比如河南就提出了“气化河南”的口号。
减少能源使用带来的污染是正确的,但从安全性、经济性及热力学的角度来说,大规模的“煤改气”非常浪费。以热力学角度为例,天然气是一种高品质能源,但“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如果简单地采用“一刀切”式的、不加区别地用天然气供热,难免出现偏差。所以,究竟要如何使用天然气,还需认真研究,从长计议。
   中国能源报:把煤用好意味着什么?
   倪维斗:天然气及新能源在一段时间内不能担当主体能源的大任,意味着目前我国主力能源只能是煤炭,地位无可替代。同时,长期以来,我们对煤炭的使用方式比较粗放,导致污染产生。但是如果因为使用方式不当,就将问题推到煤炭身上,一味“去煤”,而去集中力量发展其它能源也不正确。
    减煤是一个长期趋势,但要在当前“革煤炭的命”不现实,这是由我国能源禀赋决定。从能源战略角度来说,把资源丰富的煤炭利用好,才是解决我国当前能源问题的核心。如果能把煤用好,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国能源的问题。

   技术已可行,政策需加码
   中国能源报:燃煤电厂清洁用煤目前技术怎样?
   倪维斗:从国内技术发展水平以及国际发展趋势来看,利用好煤炭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当然,这也需要努力去做。
   我国燃煤发电总体水平已处于世界先进行列,平均煤耗基本达到318克/千瓦时,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公司已经可以达到277克/千瓦时,同时,还可以将煤耗再进一步降低,如他们目前正推动的“251工程”(设计供电煤耗251克/千瓦时)。在排放方面,如果不考虑二氧化碳,燃煤电厂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基本可以达到与天然气发电相当的水平。
   中国能源报:您如何看待煤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问题? 
   倪维斗:二氧化碳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煤炭中的含量大于石油,石油中的含量又大于天然气,这是由它们自身的构成成分决定的。因为煤炭的主要构成成分是碳,石油主要是碳和氢,天然气主要是氢。要解决煤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
   目前已有一些碳捕捉技术,但这些技术本身耗能太大。如燃煤电厂现在的转化效率超过40%,但若要同时去除二氧化碳,效率就会降低11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发同样多的电要用更多的煤,这一成本的增加,目前我们还承担不起。
   如何处理分离捕捉后的二氧化碳,当前也是一个难题。将其埋存到地下并不是很好的办法。一是目前我们尚没有充分研究清楚究竟会对土壤环境产生怎样的影响,二是如果遇到地壳变动,被高压埋藏的二氧化碳释放出来后,就会像锅盖一样罩在城市上方,带来灾难。
   所以,目前二氧化碳的处理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难题。但从煤的角度来说,利用新技术仍可大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中国能源报:除燃煤发电,还有哪些技术可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倪维斗:我认为前景可期的还有电化共轨多联产。这种技术不仅可以把煤作为一种能量,也能将其作为一种物质充分利用起来。其原理是先将煤气化,变成一氧化碳和氢气,然后做成化工产品或用于发电。将这些过程耦合起来,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煤炭中的能量和物质。
   经过多年努力,目前这种技术已开始试点。这种技术可降低每度电产生的二氧化碳。一部分二氧化碳会进入化工产品甲醇中,甲醇可用作汽车燃料,与目前汽车以油为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差不多。这一技术已实现了综合考虑、循环利用。
   值得一提的是甲醇的应用。2017年,我国原油进口已达4.2亿吨,大规模的原油进口威胁我国能源安全。推广甲醇替代石油是一条重要思路。因为生产甲醇的原料就是煤炭,而我国煤炭资源丰富,而且目前技术完全成熟,电化共轨多联产的一个重要产出就是甲醇。甲醇可用于汽车、船舶、工程机械,也可用于供暖。
   所以,从战略高度来说,以丰富的煤炭资源,通过电化共轨多联产生产甲醇替代石油,对我国能源安全、能源储备、煤炭资源利用、空气质量改善等都意义重大。
   但是,因为各种利益交织,关于电化共轨多联产和大规模甲醇替代的相关政策推动十分困难。

   煤不仅是能源,也是一种材料
   中国能源报: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否就意味着复杂的技术更新? 
   倪维斗:除燃煤发电和电化共轨多联产,有时,技术的一小步更新就可以推动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
   如循环流化床、锅炉的技术进步对硫化物减排的贡献,目前已实现炉内脱硫、脱硝;煤的气化也已研发出多种技术,其中华东理工大学研发的多喷嘴气化炉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出口很多国家,现在已经可以做到每台气化炉每天气化煤3000—4000吨;
  又如,将煤进行小的改造,加一点添加剂做成水煤浆,就可降低污染物排放,更加方便的用罐车而非卡车配煤,同时水煤浆在循环流化床中燃烧使用时,可有效控制可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这些并不复杂的技术改进就可以给煤炭的使用方式带来很大改进。
   中国能源报:除了作为能源,煤炭还可以怎样发挥价值?
   倪维斗:在煤的利用方面,目前还有新发展。因为煤不仅是能源,也是一种材料。煤的同位素如碳60、石墨烯等都是很好的材料。现在用煤做成的泡沫碳是非常好的保温材料,不仅可以用于建筑保温,也可在卫星回收时防止烧蚀。
   而石墨烯是重要的隐形材料,将会在军事上发挥重大作用。同时,石墨烯也是一种很好的电磁材料,充放电较快,对于储能意义重大。此外,还有碳纤维,对结构轻量化,如新型汽车外壳研发等都有重要意义。
   中国能源报:如何有效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倪维斗:我认为,从技术上说,利用好煤炭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虽然现在还不能彻底解决二氧化碳的问题,但可以部分解决,而且随着技术进步,终会彻底解决。我们要鼓励技术进步。
   同时,对于煤炭的综合利用、清洁高效利用,还需要政策制定者从战略高度统筹我国的能源开发利用,在充分认识煤炭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的前提下,充分评估各种能源的发展前景,做好统筹部署。
   倪维斗院士:除煤炭外,其他能源潜力不大
   观点
   能源系统将较长时间处于新旧发展方式并行的发展状态,推进能源系统的革命对整个社会的创新(体制、意识、技术、基础设施等)提出了巨大挑战。单一技术和技术组合难以解决能源困局,如何通过权衡取舍,精心组合和安排这些手段,以求系统性、最佳地解决问题——系统整合和战略规划。

   煤炭的贡献不可忽视
   以煤为主是符合我国资源禀赋的不可变化的事实,其他替代能源只能是辅助能源,而不能成为主力。
   中国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进步,煤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今,由于环境的影响,尤其是PM2.5雾霾的污染,人们把罪魁祸首指向煤的利用,当年的功臣被妖魔化,变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变成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把屁股板全打在煤身上,实际上这是很冤枉的,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我国这么多的人口,都希望过现代化的生活,社会要不断发展,技术在不断进步,能源需求越来越大,2016年我国能源消耗总量已达43.6亿吨标准煤,在我国缺油、少气的资源条件下,靠什么能源来满足?
   除煤炭外,其他能源潜力不大
   天然气
   现在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天然气身上,中俄燃气(中国和俄罗斯的天然气合作供应协议)380亿立方米,相当于2700万吨标准煤;我国的天然气储量为3600亿立方米,相当于2.6亿吨标准煤,已是极限。目前天然气的用量是煤的1/20,远期来看,天然气的用量仍将只是煤的1/15。
   核电
   2016年的装机量是3364万千瓦,年发电量为2133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总量的3.5%。规划2020年装机5800万千瓦,到2030年装机1.2亿千瓦,发电8000亿千瓦时,折合来看是1亿标准煤。铀资源的贫乏,100万千瓦机组建堆时首次要339吨铀,每年还要补充15吨铀235和铀238,铀进口依存度已超过90%。核电不能成为我国能源发展主要方式,只能是补充方式。
   水电
   来看水电,7亿千瓦的理论蕴藏量装机,技术可开发不到5.5亿千瓦,而经济可开发4亿千瓦。2016年发电量1.19万亿千瓦时,相当于约2.15亿吨标准煤。水电装机容量已达3.32亿千瓦,开发度已达到了75%,剩下的1亿千瓦中包含有雅鲁藏布江的蕴藏量,实际开发方面存在国际问题。水能只占全世界按人口平均的25%,风电、太阳能只占能源消费总量的几个百点。
天然气、核电、水电、风电、太阳能等发电量加起来≈7.0亿吨标准煤,这相比2016年我国40多亿煤的能源消耗,是个小数。山西内蒙一带的几千亿吨煤才是我国能源的根本保障。
   能源和环境形势严峻
   中国能源系统根本特点:以煤为主,人口多。2010–2050年预测累计煤炭消费≈1000*108 tce,煤仍是主力能源。2014年我国人均能源消费量约为3.1 tce/a,远低于美、德、法、日等国,预计2030年我国人均能源消费量4 tce/a(预计人口14亿)。(tce/a:每年标准当量煤)
   我国在2030年后大幅度减排CO2主要还是靠煤的清洁低碳利用!
   我国一次能源消费占全球能源消费的22.9%。
   2015年,全球能耗是1990年的1.6倍,而中国已经是1990年的4.4倍。2015年一次能源对外依存度15.8%,其中原油61.7%,天然气30.1%,煤炭4.9%。
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以煤为主!
   我国能源系统亟待解决两大问题
   1、传统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以高耗能、尤其耗煤为主换取发展,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影响;由于技术路径锁定效应(行为习惯、思想意识、体制机制、基础设施、既有产能),这种方式仍有较大的惯性。
   2、新的发展方式尚未形成
   油气的发展面临国内资源不足和国际价格波动等问题,受到一定限制;核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困难重重,供应过剩(弃风弃光等)、电网接纳、经济性等;节能面临缺乏投资、环保意识不强、基础设施和产能锁定等一系列挑战。
   能源系统将较长时间处于新旧发展方式并行的发展状态,推进能源系统的革命对整个社会的创新(体制、意识、技术、基础设施等)提出了巨大挑战。
    单一技术和技术组合难以解决能源困局,如何通过权衡取舍,精心组合和安排这些手段,以求系统性、最佳地解决问题——系统整合和战略规划。在煤的利用上做文章,走煤的清洁、高效、低碳利用之路。

   煤炭清洁高效转化如何实现

   先进的燃煤发电技术
   一是采用先进的燃煤发电技术,进一步提高能效,减少排放。如: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厂。
   该厂当前的实际运行性能,在全年平均负荷率为75%~81%的条件下,其实际全年平均供电煤耗(包括脱硫和脱硝)276gce/kWh,折算到额定负荷下的供电煤耗为264gce/kWh,全年平均实际供电效率(包括脱硫和脱硝)为44.5%,折算至额定负荷工况,则供电效率应为46.5%。而2015年全国发电平均煤耗 318gce/kWh。排放浓度:粉尘排放7.55mg/m3;二氧化硫17.7mg/m3;氮氧化物15.19mg/m3,已经达到了气体燃料的排放指标。
   对比原世界运行效率最高的丹麦Nordjylland电厂3号411MW两次再热、低温海水冷却机组,2009年供电煤耗(不含供热)286.08gce/kWh(净效率42.93%),平均发电负荷率89%。折合75%负荷率下的供电煤耗288.48gce/kWh。应该说,我国的燃煤发电技术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但减排的根本问题是CO2的捕捉与处理,这是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厂模式所不能处理的问题。
   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 IGCC
   IGCC即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ntegrated Gasification Combined Cycle),是将煤气化技术和联合循环相结合的动力系统。华能公司在天津建成了一套200MW级的IGCC电站。
   IGCC技术把洁净的煤气化技术与高效的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系统结合起来,既有高发电效率,又有极好的环保性能,是一种有发展前景的洁净煤发电技术。IGCC系统的供电效率为41%,捕捉CO2较容易,但由于单位装机投资较大,所以,以气化为基础的IGCC只用于发电在经济上有较大问题,暂不适合推广。
   煤基多联产能源系统技术
   煤基多联产是指利用从单一的设备(气化炉)中产生的"合成气"(主要成分为CO+H2),来进行跨行业、跨部门的生产,以得到多种具有高附加值的化工产品、液体燃料(甲醇、F-T合成燃料、二甲醇、城市煤气、氢气)、以及用于工艺过程的热和进行发电等。
   多联产可以实现煤炭的多维度梯级利用,其应用过程相互耦合,实现能量流、物质流等总体优化。做到了氢碳比合理优化利用,尽量减少“无谓”的化学放热过程,并实现热量的梯级利用、压力潜力和物质的充分利用。
   另外,电力与化工在运行中可起相互调峰的作用。通过过程集成,联产系统可以在能量利用上获得收益。与单产系统相比,并联系统中获得的节煤收益甚微;而串联系统的节煤效果显著,特别是串联无变换系统,节煤率能够达到8%。
   此外,伴随单元技术进步,如高温合成气净化、离子膜分离制氧、1700摄氏度燃气轮机及水煤浆预热等技术,多联产能效可以进一步地提升。
   多联产是综合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重要方案。
   1、有助于缓解能源总量要求
   联合生产多种产品,效率提高可以减少总量需求;采用高硫煤拓展了煤炭资源的利用。
   2、有助于缓解液体燃料短缺
   可以大规模地生产甲醇、二甲醚、F-T合成油和氢等替代燃料,缓解石油进口压力。
   3、彻底解决燃煤污染问题
   完全消除常规燃煤污染物排放,重金属等痕量污染物脱除更经济。用甲醇来采暖、小锅炉、窑炉,可大幅度减少散煤燃烧。
   4、有助于解决快速城市化引起的小城镇和农村洁净能源问题
   为具有天然气管道的城镇提供城市煤气,煤制DME可以作为LPG的补充或替代物,很可能是小城镇尤其是住宅高度分散的农村地区的重要解决方案。
   5、满足未来减排CO2的需要
   煤气化系统可以以较小的成本捕捉CO2。在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方面电化共轨有很大潜力,是煤炭发展的重要方向。
   总之,依托最先进的节能和环保技术,煤炭完全可以更清洁,与环境更友好,更符合科学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我们应重新审视对煤电的认识,放心地在城市建设真正的绿色煤电。
   倪维斗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教授。现任北京市科协副主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战略与技术工作组中方组长。是我国热力涡轮机系统和热动力系统建模、仿真、控制、故障诊断方面的专家。 (中国能源报  武晓娟)  

作者:不详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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